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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说到，十九世纪末期，马来亚华裔社会受到满清皇朝光绪皇帝的感召，纷纷出资兴学。
第一間的正規華校，當推建立於1904年（光緒卅年）的檳城中華學校，接著雪州有尊孔學校，霹州有育才學校之設，此風一開，全馬各地紛紛興學辦校，教育風氣至為蓬勃。
当时華人辦學，并沒有得到英殖民政府的資助，完全是在自力更生的情形下，傳播華文教育。
直到1920年，英殖民政府實施一项法令，要求對學校及教員進行登記和統制，並對華校實施津貼制度，雖然这只限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而馬來屬邦不包括在內，不過華人還是不斷發展華校。
據巴素博士統計，1938年，單在海峽殖民地與馬來聯邦的華校生逾9萬名，英校生有2萬7000餘名。換句話說，讀華校的人數遠超過英校的數目。
同樣的情形，也反映在華文報業的興起。
雖然馬來亞的第一份華文報，是1815年8月5日在馬六甲創刊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是由教會主辦，富宗教色彩，前後刊行六年半；但真正具有規模和有啟迪作用的，是1880年在新加坡開辦的《叻報》。
它是一份形式較多樣化的華文報，創辦人是薛有禮，一位新加坡土生土长的華人。他受過英文教育，但對中華文化酷愛。
新加坡报人陳蒙鶴女士在《新加坡早期的華文報，1880年至1912年》的英文專書中，曾经分析《叻報》創辦的動機，她認為《叻報》不是為利，而是為推廣中華文化，改進華人社會風氣，且具有愛國意識。
《叻報》內容包括新聞、社論、通訊及廣告。新聞有本坡新聞、外埠新聞及國際新聞，前後刊行51年，第一任主筆葉季允，乃被禮聘从中国南來主持筆政，達41年之久。
學校和報紙俱是傳播智識和文化的所在，對於政治思想的灌輸，也是至為重要的工具。
因此，從早期的華校和華報性質看來，清廷所要宣揚的是一套維護帝制的封建思想，對於儒家學說的重視，不遺餘力，目的是要鼓起華人對清廷的效忠和跟隨保守的政治潮流。
华人社团取代私会党
必須提起的是華人社團，在促進民族意識和保護會員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一般認為，華人社團的組織是伴隨華人南移的產物，雖然它很早就存在，但因早期私會黨的勢力龐大，支派很多，以致成為華人社會的〈保護者〉，社團的重要性也就相對減低了。
直到英殖民政府在1890年對付私會黨組織後，公開註冊的社團便如雨後春筍而起，取代私會黨的作用。
當然，這不是說社團較私會黨發源遲，而是其功能在較後期才表規出來。馬六甲的青雲亭是華人最古老的結合組織，檳城的廣福宮，建於1800年。就是最早期的华人社团。
初期，廟宇與地緣性存有混合为一体的跡象。1801年，檳城嘉應會館的前身〈仁和公司〉成立，建築為廟宇，檳城的廣汀會館前身為〈廣東公司〉，成立於1801年。馬六甲的應和會館成立時，初稱〈梅州眾記公司〉，1825年改稱為〈應和公司〉，嗣後始再改為〈應和書館〉。
較早時期成立的會館，多與私會黨組織脫離不了關係。同鄉團體，從故鄉帶來家族制度以及一切風俗習慣，會黨亦是其中之一。
所谓的会党，是指来自同一个乡下的村民所成立的组织，负责照顾所有乡党的福利和生活。
會黨對黨員來說，是有絕對的義務，無條件扶助的團體。當權者認為，可以利用為支配的工具；農民和勞動者認為，是結合同人再好沒有的組織，革命家亦認為它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在馬來亞檳城的福建公司，和海山黨大伯公會，就是这样的会党组织；廣汀會館，寧陽會館和義興黨，亦有不能分離的聯繫。
若以縣會館而論，新加坡寧陽會館的創辦人，在義興黨的洪家祠中安有牌位。無疑的同鄉團體具有封建性格。同時孫中山在華僑中，能夠組織同盟會，原因就是可以動員私會黨，所以會館事業，是有利維持封建社會的秩序。
除了地緣性的同鄉會，血緣性的宗祠外，亦有一種被認為是代表工商业和職工組織的業緣性團體，如建造行、興和打金行、魯班行等。
华社研究学者认为，英殖民地政府鼓勵帶有商業性質的代表性組織，包括同鄉會和宗祠在內，一個有名望的人，可以一身兼數職，而成為一方領袖。
當英國發現私會黨的組織已尾大不掉，且滲入一些早期的會館（前稱公司）時，乃改絃易轍，通過扶持會館、宗祠和商團來取代會黨（私會黨）的地位。廿世紀初葉，華團應運大量而生，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英國人也希望有名望的溫和派華人領袖，特別重視受英文教育的僑領，來領導社團，直接歸屬英國統治，而又能協助政府推行政策。
华社团体百花齐放
就拿檳城來說，嘉慶5年（1800年）建立了廣福宮（廣東及福建人合作）後，又於光緒12年（1886年）在毗鄰，掛起了市政府招牌的平章會館，商業与社团结合的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從教育、報業及華團三方面的發展來看，马来亚华社對封建制度的維護表露無遺。尊孔學校及孔教會的中華學校，即旨在推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華文報宣揚封建文化也有其功效；華團拜祭神位，除削減私會黨力量外，亦在於鞏固封建體系。
雖然這些發展和所傳播的政治意識，不全然與英國政治思潮相符合，但並未危及英國的統治地位和經濟利益，因此英殖民政府也就任由華人的政治思潮自行發展。
不過，英国人認為，通過法律的控制，對於華人的政治意識的控制是有效的，更何況當時，華人並無驅趕英國人的觀念，只是側重在經濟發展和謀生，在政治上不很關注中國的政局變化。
但是，上層的华社份子則以取得满清皇廷赐封的官銜為榮耀。
第一位獲得清廷赐封官銜的華僑，是新加坡的章芳琳，時為1869年，所得的官銜為道官，以褒獎他慷慨獻捐福建省的防務基金。
之前，海外華人得不到清廷《皇恩》之賜，是因为滿清政府對海外臣民，採取敵視態度的一種表現。
滿清當局一向把海外華人看成罪犯或中國文化的背棄者。认为他们私自逃离国家到海外谋生，是一种被祖叛国的行为。
但是到了19世紀末，清朝政府對華僑政策，發生重大的變化。1893年，清廷頒佈的一項通令，對華僑撤消傳統的限制和懲罰，並獻議保護那些回返祖國的華人。
通過捐款而授予官職是另一種攏絡的手法，以使僑民忠於滿清帝國。這是因為清廷在後期的經濟出現危機，不得不借助海外華人的經濟力量。
演變到後來，授官之舉成為清朝確保華僑效忠的一種手段，後來被利用做為一種政治武器，以對抗保皇黨和革命黨在新加坡、馬來亞華族社會的影響力。
兩種政治思想鬥爭
從歷史發展看來，在20世紀之前的新马華僑政治潮流是不顯著的，一般上是低調的。
他們擺脫了清朝統治下的民不聊生的困境後，投身怒海，移居到馬來亞，目的是為了謀生，而不是從事政治活動。只是在被動的情况下，他們依附著領袖及首領的政治意識，不過從未正式的集體表明政治態度。
基本上，從甲必丹之設立，到土生華人社會的形成，到私會黨的蓬勃，吸納新客成為黨員，到被英殖民政府封官收買，到最后被清廷封官收買，及後便在上層社會展開兩種政治思潮的鬥爭。
第一种思潮，是效忠清廷，协助腐败的满清政府致力巩固江山，取缔反抗清廷的份子；第二种思潮，则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出钱出力支持推翻满清政权。
這種鬥爭一直延續到20世紀，而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激發整個華人社會的政治醒覺，紛纷加入了政治鬥爭。
先是改良派的康有為到來爭取華人，繼之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接着便是抗日的鬥爭，随後是國共鬥爭的衝擊，轉入五十年代，民族主義興起，華人政治思潮有了一個巨大和劃時代的轉變。
清朝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時代，在鴉片戰爭（1839年至1842年是第一次鴉片戰爭，1856年至1860年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改良主義的思想即已在中國興起。
尤其到了中日甲午戰爭階段（1894年至1895年），由於清朝一再對外来霸权主義讓步，促使一批知識份子提出改良主義學說，其中以康有為及梁啟超為代表人物，推出了維新運動，但是遭到了當權派的反擊。以谭嗣同为首的《四君子》被慈禧太后下令拘捕斩首。
戊戌政變的失敗，迫使康有為及梁啟超向外逃亡。他們的思想是保皇的，與光緒皇帝有密切聯繫，所痛恨的是慈禧太后為首的當權派。
他们譴責慈禧太后30年來的反動統治，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公敵，且是《大清十一代之罪人》，而《欲醫中國之病，唯有將此惡政府除去，而另立一好政府（指光緒皇帝復辟）則下來俱妥矣》。
康有為及梁啟超是屬於《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不主張推翻帝制，到海外宣揚思想時，也促請華人支持光緒皇帝，對抗慈禧太后的頑固派。康有为逃难的时候曾经到过马来亚，怡保的旅游景点霹雳洞，也有留下他的墨宝。
不久之后，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中国革命派也來到馬新等地宣揚革命，以推翻滿清政權，另立國民政府。
這兩種對立的思想，在馬來亞的華人社會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衝擊，但在爭取華人關心中國的政治前途方面，卻是沒有多大的差別。
保皇份子曾先後在新加坡創辦了《天南新報)（1898-1905年）與《南洋總匯報)（1905-1946年)，他們也在檳榔嶼創辦了《檳城新報》（1895-1936年）。
康有為在另一方面也宣揚辦學，鼓勵華人籌組孔廟與社團等。孔教會乃先後在馬星各地成立。有人指出，今日南洋各地，尤其是马来亚，有許多的華文學校，是由康有為在當時奠立基礎的。
在當時的上層華人社會，分成兩種不同的看法，其一是海峽華人峇峇的親英国思想，對中國政局不表關心。比如由峇峇薛有禮創辦的《叻報》，即向康有為潑冷水。
其二是與中國有關係的，尤其是获得清廷赐封官衔的上層份子，他們寧可支持保皇運動，也不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
因此，保皇黨初時在南洋社會佔了優勢。例如英籍華人領袖林文慶就極力詆譭孫中山的革命，稱他是《魔王》。
孙中山结合海外私会党势力
儘管如此，孫中山並不氣餒，他在極為艱辛的不利條件下，組織他的革命團體。私會黨的組織就成為他的结合對象之一。
孫中山也是三合會的會員，他在中國、檀香山與海外其他地方都與三合會的支會聯絡。
後來，在1894年，孫中山自行成立的《興中會》，也是依據傳統的秘密會社的方式而行，會員同樣用血宣誓，也同樣傳用秘密信號與言語。
孫中山在革命運動中，曾利用私會黨的協助。他於1903年在檀香山毅然加入致公堂，並被推舉為《洪棍》，在洪門組織，稱元帥為洪棍。
孫中山的《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散設各地，痛斥滿清腐败無能，要求振興中國。到了1905年，演化成同盟會，發出宣言表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同盟會於1906年在新加坡設立，隨後在吉隆坡、檳城，森美蘭、馬六甲及瓜拉比勞纷纷设立分会，但在怡保計劃不得逞，因为遭受保皇黨份子的激烈反對。
保皇党与革命党的政治斗爭，亦可從同盟會創辦的報紙打對台戲窺見一斑。同盟會在新加坡設立《圖南日報》（1904-1905年）與《中興日報》（1907-1910年），也在檳城設立《光華日報》（1909年─迄今）。
从历史资料显示，目前仍然是槟州最主要的报章《光华日报》，就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支持下创立的。
除了通過報紙之外，革命黨人也通過演講和一些社團從事活動，最著名的便是檳城的《閱書報社》（於1908年11月在社團法令下登記）。
儘管保皇黨在馬新的政治活動，曾在初期佔上風，且得到上層份子的擁護，但同盟會則借助秘密會社的力量和中等階級的支持，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尖銳化斗爭；渐渐的后来居上。
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於同月內死去後，保皇黨已失去一個《挾天子之名》的號召力，而且清廷日益腐化，眼見大勢已去，一些上層份子也掉轉方向，支持孫中山了。
根據史料顯示，華人群眾並未全力介入保皇黨及同盟會的活動，這是由於他們並不十分瞭解這些的政治斗爭。
而且，這兩派的人多數週旋在中上層社會，尤以孫中山的身份更為特殊，他備受英国殖民政府的監視，不能自由活動，以致需要通過其他團體及報章來宣揚它的理想。
辛亥革命为海外华社帶來激盪
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华民国政府，這個歷史轉變給海外華人社會的政治醒覺，帶來巨大的震盪。
究竟同盟會有多大的政治力量呢？根據一位革命黨領袖鄧慕韓統計，1908年在東南亞有3000名同盟會的會員，大部份來自馬來亞、新加坡兩地。当年新马一带的华裔总人口约为60万人。
日本的历史觀察家估計，從1909年到1910年，在新隆檳三地約有2500名會員。如果此說無誤，則其成員只佔當時馬新華人十五歲以上人口的0.3到0.5巴仙。
但是，在孫中山先生於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後，許多中立派及保皇派份子轉而支持孫中山先生，形勢為之一轉。
尤其是在武昌起義後（導致清廷的滅亡），檳城有5000人剪掉辮子，怡保也有2000人返回中國參加孫中山的革命。
在捐款方面，檳城有6000到 8000元，怡保有4000到5000元，吉隆坡有4000到5000元及其他市鎮也響應，總計3萬元到4萬1000元不等。參加同盟會的人也增加至佔當时華人15歲人口的4.4巴仙至5.9巴仙。
總的來說，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雖然已有所改變和較為積極，但上層社會仍有分歧，有人拒絕支持孫中山，吉隆坡的礦商陸佑及姚東生即為兩個明显的例子。
他們不介入革命是有一些因素的，譬如不願捲入任何與現存政權對立的活動，同時他們是在英國的保護下，得以成為巨富，他們因此與英國的關係較為良好，而對中國的效忠缺乏熱忱。
不過，也有富商轉變他們的思想立場，如霹靂的礦商胡子春。他本是保皇派的人物，較後讚揚孫中山的革命是中國的先鋒隊。胡子春是霹雳华教中坚份子胡万铎的祖父。
正由於孫中山在為理想奔波時所遭受到的挫折，乃轉而向中下層人民，以爭取他們的支持。
特別是受過教育的中層階級，在閱讀孫中山的言論及報紙的鼓吹文章後，華社思潮起了急速的變化，對滿清的暴政起惡感，對外國的侵略產生抗拒心理，他們甚至本身也成為宣傳家。
據知，在此時期，霹靂有2000名華工返回中國，那些尚在礦地的礦工，也合捐了1萬元。這說明了孫中山的政治宣傳已打進马来亚華人的中下層社會。
除了工人以外，低層的人物包括私會黨員、小販、三輪車夫，乃至妓女及乞丐也捐款給革命運動。
儘管现代一些学者提到辛亥革命时，认为對整個马来亚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衝擊並不是很大，也不是澈底；但他們並沒有否定對20世紀初，華人的閉塞，保守與冥頑思想起了很大的衝擊。
王賡武教授在其論文《1900-1911年海峽殖民地華人保皇黨份子及革命黨份子》中指出：《介於1900年與1911年間，最主要的不是經濟與社會的變遷，而是海峽殖民地華人，傾向中國的思想與態度的轉變。》
民族主義思潮风起云涌
二十世紀初期，根據顏清湟博士形容，在這個時期馬、新華人介入中國的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於拯救中國，但對海外華人确有深遠的影響。
這種影響可以分成三類：海外華人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海外華人團結力量的增長及新思想的湧現。
其一，由於民族主義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數以千計的海外華青，回到中國參加推翻清朝，甚至犧牲生命，並有許多捐款支持孫中山的革命。
從1911年啟開的民族主義思潮，成為馬新華人與中國維繫關係的主要指導源泉。同時，這種思潮也帶着反對外來勢力的意念，一直發展下去。
其二，在孫中山先生展開革命之前，海外華人是不團結的，也有幫派的斗爭。不團結阻礙了革命思想的傳播，幫派斗爭影響華人社會的經濟成長，並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團的合作。
當孫中山先生於1906年，在吉隆坡主持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說：本地華人的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的崩潰。
他于是通過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運動。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到不同力量的集團，為孫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他們學習相互瞭解，相互合作以解決共同的難題。
通過不間斷的聯繫，華人的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乃被加強和發展起來。1909年在霹雳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輸團結思想的組織。
另一項最主要的發展，便是在學校傳播華語，逐漸打破用方言教學。當然保皇派在這方面也有其貢獻，它使到華人有了共同的媒介語。
我們也注意到，在這個時期各州成立的中華總商會（最初為華人商務局）。雖然這些組織是清廷所贊成的，有傾向清廷的思想意識，但對殖民地政府也没有坏处，因此先後被允許成立起來，這類組織容納各幫派代表，而在促進諒解及團結方面，有了多少的幫助。
今天晚上的《追溯马来亚华人先贤奋斗史第二回》就讲到这里。明天晚上，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祝各位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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