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馬來亞華裔先贤奋斗史第二回： 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时代（完整版）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又一次跟大家见面。 昨天说到，十九世纪末期，马来亚华裔社会受到满清皇朝光绪皇帝的感召，纷纷出资兴学。 第一間的正規華校，當推建立於1904年（光緒卅年）的檳城中華學校，接著雪州有尊孔學校，霹州有育才學校之設，此風一開，全馬各地紛紛興學辦校，教育風氣至為蓬勃。 当时華人辦學，并沒有得到英殖民政府的資助，完全是在自力更生的情形下，傳播華文教育。 直到1920年，英殖民政府實施一项法令，要求對學校及教員進行登記和統制，並對華校實施津貼制度，雖然这只限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而馬來屬邦不包括在內，不過華人還是不斷發展華校。 據巴素博士統計，1938年，單在海峽殖民地與馬來聯邦的華校生逾9萬名，英校生有2萬7000餘名。換句話說，讀華校的人數遠超過英校的數目。 同樣的情形，也反映在華文報業的興起。 雖然馬來亞的第一份華文報，是1815年8月5日在馬六甲創刊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是由教會主辦，富宗教色彩，前後刊行六年半；但真正具有規模和有啟迪作用的，是1880年在新加坡開辦的《叻報》。 它是一份形式較多樣化的華文報，創辦人是薛有禮，一位新加坡土生土长的華人。他受過英文教育，但對中華文化酷愛。 新加坡报人陳蒙鶴女士在《新加坡早期的華文報，1880年至1912年》的英文專書中，曾经分析《叻報》創辦的動機，她認為《叻報》不是為利，而是為推廣中華文化，改進華人社會風氣，且具有愛國意識。 《叻報》內容包括新聞、社論、通訊及廣告。新聞有本坡新聞、外埠新聞及國際新聞，前後刊行51年，第一任主筆葉季允，乃被禮聘从中国南來主持筆政，達41年之久。 學校和報紙俱是傳播智識和文化的所在，對於政治思想的灌輸，也是至為重要的工具。 因此，從早期的華校和華報性質看來，清廷所要宣揚的是一套維護帝制的封建思想，對於儒家學說的重視，不遺餘力，目的是要鼓起華人對清廷的效忠和跟隨保守的政治潮流。 华人社团取代私会党 必須提起的是華人社團，在促進民族意識和保護會員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一般認為，華人社團的組織是伴隨華人南移的產物，雖然它很早就存在，但因早期私會黨的勢力龐大，支派很多，以致成為華人社會的〈保護者〉，社團的重要性也就相對減低了。 直到英殖民政府在1890年對付私會黨組織後，公開註冊的社團便如雨後春筍而起，取代私會黨的作用。 當然，這不是說社團較私會黨發源遲，而是其功能在較後期才表規出來。馬六甲的青雲亭是華人最古老的結合組織，檳城的廣福宮，建於1800年。就是最早期的华人社团。 初期，廟宇與地緣性存有混合为一体的跡象。1801年，檳城嘉應會館的前身〈仁和公司〉成立，建築為廟宇，檳城的廣汀會館前身為〈廣東公司〉，成立於1801年。馬六甲的應和會館成立時，初稱〈梅州眾記公司〉，1825年改稱為〈應和公司〉，嗣後始再改為〈應和書館〉。 較早時期成立的會館，多與私會黨組織脫離不了關係。同鄉團體，從故鄉帶來家族制度以及一切風俗習慣，會黨亦是其中之一。 所谓的会党，是指来自同一个乡下的村民所成立的组织，负责照顾所有乡党的福利和生活。 會黨對黨員來說，是有絕對的義務，無條件扶助的團體。當權者認為，可以利用為支配的工具；農民和勞動者認為，是結合同人再好沒有的組織，革命家亦認為它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在馬來亞檳城的福建公司，和海山黨大伯公會，就是这样的会党组织；廣汀會館，寧陽會館和義興黨，亦有不能分離的聯繫。 若以縣會館而論，新加坡寧陽會館的創辦人，在義興黨的洪家祠中安有牌位。無疑的同鄉團體具有封建性格。同時孫中山在華僑中，能夠組織同盟會，原因就是可以動員私會黨，所以會館事業，是有利維持封建社會的秩序。 除了地緣性的同鄉會，血緣性的宗祠外，亦有一種被認為是代表工商业和職工組織的業緣性團體，如建造行、興和打金行、魯班行等。 华社研究学者认为，英殖民地政府鼓勵帶有商業性質的代表性組織，包括同鄉會和宗祠在內，一個有名望的人，可以一身兼數職，而成為一方領袖。 當英國發現私會黨的組織已尾大不掉，且滲入一些早期的會館（前稱公司）時，乃改絃易轍，通過扶持會館、宗祠和商團來取代會黨（私會黨）的地位。廿世紀初葉，華團應運大量而生，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英國人也希望有名望的溫和派華人領袖，特別重視受英文教育的僑領，來領導社團，直接歸屬英國統治，而又能協助政府推行政策。 华社团体百花齐放 就拿檳城來說，嘉慶5年（1800年）建立了廣福宮（廣東及福建人合作）後，又於光緒12年（1886年）在毗鄰，掛起了市政府招牌的平章會館，商業与社团结合的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從教育、報業及華團三方面的發展來看，马来亚华社對封建制度的維護表露無遺。尊孔學校及孔教會的中華學校，即旨在推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華文報宣揚封建文化也有其功效；華團拜祭神位，除削減私會黨力量外，亦在於鞏固封建體系。 雖然這些發展和所傳播的政治意識，不全然與英國政治思潮相符合，但並未危及英國的統治地位和經濟利益，因此英殖民政府也就任由華人的政治思潮自行發展。 不過，英国人認為，通過法律的控制，對於華人的政治意識的控制是有效的，更何況當時，華人並無驅趕英國人的觀念，只是側重在經濟發展和謀生，在政治上不很關注中國的政局變化。 但是，上層的华社份子則以取得满清皇廷赐封的官銜為榮耀。 第一位獲得清廷赐封官銜的華僑，是新加坡的章芳琳，時為1869年，所得的官銜為道官，以褒獎他慷慨獻捐福建省的防務基金。 之前，海外華人得不到清廷《皇恩》之賜，是因为滿清政府對海外臣民，採取敵視態度的一種表現。 滿清當局一向把海外華人看成罪犯或中國文化的背棄者。认为他们私自逃离国家到海外谋生，是一种被祖叛国的行为。 但是到了19世紀末，清朝政府對華僑政策，發生重大的變化。1893年，清廷頒佈的一項通令，對華僑撤消傳統的限制和懲罰，並獻議保護那些回返祖國的華人。 通過捐款而授予官職是另一種攏絡的手法，以使僑民忠於滿清帝國。這是因為清廷在後期的經濟出現危機，不得不借助海外華人的經濟力量。 演變到後來，授官之舉成為清朝確保華僑效忠的一種手段，後來被利用做為一種政治武器，以對抗保皇黨和革命黨在新加坡、馬來亞華族社會的影響力。 兩種政治思想鬥爭 從歷史發展看來，在20世紀之前的新马華僑政治潮流是不顯著的，一般上是低調的。 他們擺脫了清朝統治下的民不聊生的困境後，投身怒海，移居到馬來亞，目的是為了謀生，而不是從事政治活動。只是在被動的情况下，他們依附著領袖及首領的政治意識，不過從未正式的集體表明政治態度。 基本上，從甲必丹之設立，到土生華人社會的形成，到私會黨的蓬勃，吸納新客成為黨員，到被英殖民政府封官收買，到最后被清廷封官收買，及後便在上層社會展開兩種政治思潮的鬥爭。 第一种思潮，是效忠清廷，协助腐败的满清政府致力巩固江山，取缔反抗清廷的份子；第二种思潮，则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出钱出力支持推翻满清政权。 這種鬥爭一直延續到20世紀，而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激發整個華人社會的政治醒覺，紛纷加入了政治鬥爭。 先是改良派的康有為到來爭取華人，繼之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接着便是抗日的鬥爭，随後是國共鬥爭的衝擊，轉入五十年代，民族主義興起，華人政治思潮有了一個巨大和劃時代的轉變。 清朝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時代，在鴉片戰爭（1839年至1842年是第一次鴉片戰爭，1856年至1860年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改良主義的思想即已在中國興起。 尤其到了中日甲午戰爭階段（1894年至1895年），由於清朝一再對外来霸权主義讓步，促使一批知識份子提出改良主義學說，其中以康有為及梁啟超為代表人物，推出了維新運動，但是遭到了當權派的反擊。以谭嗣同为首的《四君子》被慈禧太后下令拘捕斩首。 戊戌政變的失敗，迫使康有為及梁啟超向外逃亡。他們的思想是保皇的，與光緒皇帝有密切聯繫，所痛恨的是慈禧太后為首的當權派。 他们譴責慈禧太后30年來的反動統治，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公敵，且是《大清十一代之罪人》，而《欲醫中國之病，唯有將此惡政府除去，而另立一好政府（指光緒皇帝復辟）則下來俱妥矣》。 康有為及梁啟超是屬於《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不主張推翻帝制，到海外宣揚思想時，也促請華人支持光緒皇帝，對抗慈禧太后的頑固派。康有为逃难的时候曾经到过马来亚，怡保的旅游景点霹雳洞，也有留下他的墨宝。 不久之后，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中国革命派也來到馬新等地宣揚革命，以推翻滿清政權，另立國民政府。 這兩種對立的思想，在馬來亞的華人社會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衝擊，但在爭取華人關心中國的政治前途方面，卻是沒有多大的差別。 保皇份子曾先後在新加坡創辦了《天南新報)（1898-1905年）與《南洋總匯報)（1905-1946年)，他們也在檳榔嶼創辦了《檳城新報》（1895-1936年）。 康有為在另一方面也宣揚辦學，鼓勵華人籌組孔廟與社團等。孔教會乃先後在馬星各地成立。有人指出，今日南洋各地，尤其是马来亚，有許多的華文學校，是由康有為在當時奠立基礎的。 在當時的上層華人社會，分成兩種不同的看法，其一是海峽華人峇峇的親英国思想，對中國政局不表關心。比如由峇峇薛有禮創辦的《叻報》，即向康有為潑冷水。 其二是與中國有關係的，尤其是获得清廷赐封官衔的上層份子，他們寧可支持保皇運動，也不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 因此，保皇黨初時在南洋社會佔了優勢。例如英籍華人領袖林文慶就極力詆譭孫中山的革命，稱他是《魔王》。 孙中山结合海外私会党势力 儘管如此，孫中山並不氣餒，他在極為艱辛的不利條件下，組織他的革命團體。私會黨的組織就成為他的结合對象之一。 孫中山也是三合會的會員，他在中國、檀香山與海外其他地方都與三合會的支會聯絡。 後來，在1894年，孫中山自行成立的《興中會》，也是依據傳統的秘密會社的方式而行，會員同樣用血宣誓，也同樣傳用秘密信號與言語。 孫中山在革命運動中，曾利用私會黨的協助。他於1903年在檀香山毅然加入致公堂，並被推舉為《洪棍》，在洪門組織，稱元帥為洪棍。 孫中山的《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散設各地，痛斥滿清腐败無能，要求振興中國。到了1905年，演化成同盟會，發出宣言表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同盟會於1906年在新加坡設立，隨後在吉隆坡、檳城，森美蘭、馬六甲及瓜拉比勞纷纷设立分会，但在怡保計劃不得逞，因为遭受保皇黨份子的激烈反對。 保皇党与革命党的政治斗爭，亦可從同盟會創辦的報紙打對台戲窺見一斑。同盟會在新加坡設立《圖南日報》（1904-1905年）與《中興日報》（1907-1910年），也在檳城設立《光華日報》（1909年─迄今）。 从历史资料显示，目前仍然是槟州最主要的报章《光华日报》，就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支持下创立的。 除了通過報紙之外，革命黨人也通過演講和一些社團從事活動，最著名的便是檳城的《閱書報社》（於1908年11月在社團法令下登記）。 儘管保皇黨在馬新的政治活動，曾在初期佔上風，且得到上層份子的擁護，但同盟會則借助秘密會社的力量和中等階級的支持，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尖銳化斗爭；渐渐的后来居上。 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於同月內死去後，保皇黨已失去一個《挾天子之名》的號召力，而且清廷日益腐化，眼見大勢已去，一些上層份子也掉轉方向，支持孫中山了。 根據史料顯示，華人群眾並未全力介入保皇黨及同盟會的活動，這是由於他們並不十分瞭解這些的政治斗爭。 而且，這兩派的人多數週旋在中上層社會，尤以孫中山的身份更為特殊，他備受英国殖民政府的監視，不能自由活動，以致需要通過其他團體及報章來宣揚它的理想。 辛亥革命为海外华社帶來激盪 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华民国政府，這個歷史轉變給海外華人社會的政治醒覺，帶來巨大的震盪。 究竟同盟會有多大的政治力量呢？根據一位革命黨領袖鄧慕韓統計，1908年在東南亞有3000名同盟會的會員，大部份來自馬來亞、新加坡兩地。当年新马一带的华裔总人口约为60万人。 日本的历史觀察家估計，從1909年到1910年，在新隆檳三地約有2500名會員。如果此說無誤，則其成員只佔當時馬新華人十五歲以上人口的0.3到0.5巴仙。 但是，在孫中山先生於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後，許多中立派及保皇派份子轉而支持孫中山先生，形勢為之一轉。 尤其是在武昌起義後（導致清廷的滅亡），檳城有5000人剪掉辮子，怡保也有2000人返回中國參加孫中山的革命。 在捐款方面，檳城有6000到 8000元，怡保有4000到5000元，吉隆坡有4000到5000元及其他市鎮也響應，總計3萬元到4萬1000元不等。參加同盟會的人也增加至佔當时華人15歲人口的4.4巴仙至5.9巴仙。 總的來說，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雖然已有所改變和較為積極，但上層社會仍有分歧，有人拒絕支持孫中山，吉隆坡的礦商陸佑及姚東生即為兩個明显的例子。 他們不介入革命是有一些因素的，譬如不願捲入任何與現存政權對立的活動，同時他們是在英國的保護下，得以成為巨富，他們因此與英國的關係較為良好，而對中國的效忠缺乏熱忱。 不過，也有富商轉變他們的思想立場，如霹靂的礦商胡子春。他本是保皇派的人物，較後讚揚孫中山的革命是中國的先鋒隊。胡子春是霹雳华教中坚份子胡万铎的祖父。 正由於孫中山在為理想奔波時所遭受到的挫折，乃轉而向中下層人民，以爭取他們的支持。 特別是受過教育的中層階級，在閱讀孫中山的言論及報紙的鼓吹文章後，華社思潮起了急速的變化，對滿清的暴政起惡感，對外國的侵略產生抗拒心理，他們甚至本身也成為宣傳家。 據知，在此時期，霹靂有2000名華工返回中國，那些尚在礦地的礦工，也合捐了1萬元。這說明了孫中山的政治宣傳已打進马来亚華人的中下層社會。 除了工人以外，低層的人物包括私會黨員、小販、三輪車夫，乃至妓女及乞丐也捐款給革命運動。 儘管现代一些学者提到辛亥革命时，认为對整個马来亚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衝擊並不是很大，也不是澈底；但他們並沒有否定對20世紀初，華人的閉塞，保守與冥頑思想起了很大的衝擊。 王賡武教授在其論文《1900-1911年海峽殖民地華人保皇黨份子及革命黨份子》中指出：《介於1900年與1911年間，最主要的不是經濟與社會的變遷，而是海峽殖民地華人，傾向中國的思想與態度的轉變。》 民族主義思潮风起云涌 二十世紀初期，根據顏清湟博士形容，在這個時期馬、新華人介入中國的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於拯救中國，但對海外華人确有深遠的影響。 這種影響可以分成三類：海外華人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海外華人團結力量的增長及新思想的湧現。 其一，由於民族主義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數以千計的海外華青，回到中國參加推翻清朝，甚至犧牲生命，並有許多捐款支持孫中山的革命。 從1911年啟開的民族主義思潮，成為馬新華人與中國維繫關係的主要指導源泉。同時，這種思潮也帶着反對外來勢力的意念，一直發展下去。 其二，在孫中山先生展開革命之前，海外華人是不團結的，也有幫派的斗爭。不團結阻礙了革命思想的傳播，幫派斗爭影響華人社會的經濟成長，並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團的合作。 當孫中山先生於1906年，在吉隆坡主持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說：本地華人的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的崩潰。 他于是通過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運動。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到不同力量的集團，為孫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他們學習相互瞭解，相互合作以解決共同的難題。 通過不間斷的聯繫，華人的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乃被加強和發展起來。1909年在霹雳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輸團結思想的組織。 另一項最主要的發展，便是在學校傳播華語，逐漸打破用方言教學。當然保皇派在這方面也有其貢獻，它使到華人有了共同的媒介語。 我們也注意到，在這個時期各州成立的中華總商會（最初為華人商務局）。雖然這些組織是清廷所贊成的，有傾向清廷的思想意識，但對殖民地政府也没有坏处，因此先後被允許成立起來，這類組織容納各幫派代表，而在促進諒解及團結方面，有了多少的幫助。 今天晚上的《追溯马来亚华人先贤奋斗史第二回》就讲到这里。明天晚上，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祝各位晚安。

《追溯馬來亞華裔先贤奋斗史》

http://fbzhengyizhisheng.wordpress.com/2012/02/01/%E3%80%8A%E8%BF%BD%E6%BA%AF%E9%A6%AC%E4%BE%86%E4%BA%9E%E8%8F%AF%E8%A3%94%E5%85%88%E8%B4%A4%E5%A5%8B%E6%96%97%E5%8F%B2%E3%80%8B/ 第一回：峇峇的诞生与私会党的崛起 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巫统推行新经济政策，并且成为国阵内一党独大的政党以来，大马华社经常成为少数巫统极端分子出言不逊，任意欺压的对象。到了80年代马哈迪掌政的时代，这种现象尤其严重，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时听到和看到一些极端巫统分子发表《华人寄居论》，《滚回中国论》；甚至还有马来学者公认侮辱华裔。说我们的祖先当年南来，男人是当龟公，女人是当妓女云云。 即使华社群起抗议声讨，但是在当政者巫统的庇护，和马华不敢开口理论之下，这些发表侮辱华人言论的政客学者都不会受到对付。久而久之，许多年轻一辈的马来人，都认为华人确实是马来西亚独立后才从中国来到这里生活的《寄居者》。这片土地的真正而且为一的主人，就是马来人。连马哈迪也会跟着起哄，利用《Tanah Melayu》的字眼来证明，这里原本是马来人的地方。 更加可恶的是，居然还有类似邱嘉金之类数典忘祖之徒附和马哈迪，否定了华人先辈开拓这片土地的历史功绩。有鉴于此，半年前我就决定收集大马华人史料，立志还原大马华人先辈在这片土地开荒的血泪史。籍此给与那些不学无术的巫统政客和无耻的学者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击。这里有四个论点，需要先跟大家说明。 第一：华人早在1千200年前，就已经来到这片土地，华人先辈来到马来半岛的历史，比马来人更久远。这可从考古学者在吉兰丹，登嘉楼和柔佛州发现的唐代陶瓦古物得以证明（可惜这些出土文物的鉴定结果都被当政者刻意掩盖了） 第二：马来民族也不是这片土地的原本主人。马来人事实上都是印尼亚齐一带移民到马来半岛的后裔。仅有大约600年的历史。第三：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是原住民Orang Asli。他们才是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就像瑙鲁族之于纽西兰，红印第安人之于美国。 第四：从从三佛齐、赤土、狼牙修、盘盘、屈都昆等半岛古国的历史记载及出土文物证明马来半岛古国都是奉行印度文化，证明印度人移居到马来半岛的时间也比马来人更早。 因此，我们大马华裔公民绝对可以很有尊严的告诉全世界，我们也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是这片土地的土著。和其他所有民族一样，拥有平等的地位。那些说我们华人是外来寄居者的人，其实等同于在讲他们自己！因此，我们大马华裔公民绝对可以很有尊严的告诉全世界，我们也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是这片土地的土著。和其他所有民族一样，拥有平等的地位。那些说我们华人是外来寄居者的人，其实等同于在讲他们自己！ 在开始之前，请容许我很简单的问一问各位朋友，尤其是年轻一辈的朋友，这些有趣的问题：你或许知道吉隆坡有不少以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像陆佑路(Jalan Loke You）,陈秀莲路(Jalan Chan Shau Lin），叶观胜路(Jalan Yap Kuan Seng）等等，当然全马还有许多大小城镇的街道，都有华裔先贤的名字。你们知道这些先贤的背景吗？你们听说过他们的事迹吗？知道他们为了这片土地的开拓和发展，贡献了什么力量？相信大家的答案都是模糊的。 现在，就让我为大家细说从头，马来西亚华侨苦拼数百年的血泪史。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历史轮廓；还原大马华裔先贤辛苦奋斗的真相。这些历史真相，保证100%真实，而且，肯定是大家在国民中学历史课本上看不到，读不到，也找不到的。因为，国阵政府多年来都在努力抹杀华裔先贤开拓这片土地的功劳！ 华人最早期的峇峇社会 马来西亚华人先贤的奋斗历程和政治思潮的演变，是必须从历史事件去追溯的。由于华人帮派林立，思想繁杂，要全面的剖释思潮的发展是极其困离的。鉴于资料有限，因此我只能尽量从历史片断去概述，挂一漏万及主观上的错误，在所难免；尚请大家见谅。 华人移居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是很早的事。例如历史学家姚丹在他的著作《马来亚华侨史纲要》一书中指出，在唐代末叶以迄五代，华人流寓苏门答腊岛者已多，散居马来半岛者，亦为数不少。他们习惯称呼自己为《唐人》，就是一种口传的证据。 不过，《马来亚华侨史》的作者维特巴素博士则认为，十四世纪马六甲王朝成立后，华人的移居比较规模化，而在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华人才存有永久居留的意念。但是，截至十七世纪，华人在马六甲的人口不过三、四百名。 (注：荷兰人于1641年打败葡萄牙，占领马六甲。) 延至十八世纪中叶，居住在马来亚的华人总数只是数千人。他们多是商人和矿工。在这初期的迁居移殖阶段，他们亦有与马来妇女、暹罗、马达（BATAK）和巴里（BALI）妇女通婚。在有文字记载的马来半岛历史上，首次诞生第二代的华人子弟。 这些早期留居在马六甲的华人，终于组成一个《峇峇》（BABA）社会，较后这类的社会也在槟城和新加坡顺序建立起来。在马来文里，他们的名称是《Peranakan》。并且自组《海峡华人公会》。 所谓《海峡华人公会》，就是由一批已转化为峇峇的华人所组成。根据约翰甘默（JOHOR CLAMMER）所著《海峡华人公会》─书中，对峇峇社会有下列的分析。 他认为，峇峇是一个与中国没有联系的社会，而且生活习惯已经《土生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存中国的旧传统，但语言方面的《福建马来化》和装饰上的改变，使到他们成为特殊的社群。其实，华人比较有规模的移民，是英国于1786年占领槟榔屿后。到了1824年，英国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合并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华人移民在这三个地区的人数激增。 1874年，英国与霹雳苏丹签署邦咯条约，揭开英殖民势力介入半岛的序幕。 1884年，马来联邦成立，1909年马来属邦成立。到廿世纪初，整个马来半岛落入英国手中，华人的移民也就更进一步增加。根据统计，1911年，马来半岛及海峡殖民地人口中，华人共有87万4200人。 由于华人大量移入，海峡侨生（或称土生华人，即峇峇）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冲击。一般而言，峇峇的思想是西方化的，接受英国为宗主国，因而成为英国人乐于聘用的政府部门文员。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峇峇的政治意识与行为，大都是效忠于大英帝国与海峡殖民地政府，而不是中国。 马来亚华侨的甲必丹制度 1900年，满清政府的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当时有一名海峡侨生，投稿《海峡华人杂志》（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呼吁海峡华人组成一支分遣队到中国与英军并肩作战，共同对付义和团。 1901年11月，有100名海峡侨生加入新加坡义勇军步兵队，表现对英国政府的忠贞。不过在十九与廿世纪交替间，清廷、保皇党与革命党三股势力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活动，曾导致若干海峡侨生领袖的思想激荡。他们热望中国能变法图强，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其中如林文庆．伍连德、曾锦文与阮添寿等人，更毅然回中国服务。 另一方面，从中国移居马来亚的华人，归属于两种包含着政治体系的制度，其一是受公开承认的《甲必丹制度》，其二是容许存在的帮会组织。所谓《甲必丹》，就是英文的Captain。也就是华人统称的《酋长》或《蕃长》。受委蕃长者，通常是当地华裔族群中德高望重或有相当影响力者。比如吉隆坡开埠功臣叶亚来，就是受封的甲必丹。 在马来亚，第一位被葡萄牙殖民政府委任的甲必丹是郑启基，又名郑芳扬。荷兰殖民时代的甲必丹则为李君常（原名李为经）。一些华社研究学者认为，郑启基是马来亚最古老寺庙青云亭的创建人。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郑启基于1632年在漳州出生，于1677年，委任他为甲必丹的是荷兰殖民政府。 不论哪一种说法比较准确，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英殖民势力侵入马来半岛之前，华人甲必丹制度已在马来亚存在。华社研究学者认为，华人在马来亚建立本身的社会，自然带来既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殖民政府当局也允许华人这样做。华人建立自己的学校，而华人社会的福利及社会服务制度，通过自己主动获得确保。 早期的中国满清政府，也通过赐封南洋〈华人甲必丹〉制度，来维持南洋当地的法律与秩序。从历史事件显示，早期华人甲必丹是一种家长式的统治，与清朝有着一定的联系。他们在马来亚的华人社会，维持着封建式的地位，基本上，政治思想是倾向中国的帝王制度，最突出的例子是槟城的第一任华人甲必丹辜礼欢，约在1790年被莱特委任，距离莱特占领槟城不过三、四年时间，当时华人不过二百名左右。 辜氏借着英国人的势力，成为酒税承包人，跃居富豪，他的次子辜安平，少时被送往中国，初在林则徐幕府服务，后调往台湾。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辜安平尚被封为贵族。 至于辜礼欢的孙子辜鸿铭（辜礼欢的第三子辜龙池的儿子），被英国贵族布朗（FORBES SCOTT BROWN）收为养子，后负笈英国爱丁堡大学，荣获文学硕士，精通法语、德语和现代希腊语。因受清朝帝制影响，开始留辫子，抛弃洋服，穿中国衣。1873年，辜鸿铭回中国，考中进士，出任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他的著述甚丰，其中《怒吼之声》表达的世界伦理观念，备受欧洲人重视，而译成数种西洋文。 可是他的顽固思想，使他在清朝灭亡后，仍然主张保留辫子、缠脚、纳妾与抽鸦片等恶习，竟叫嚣辫子为〈中华民族之标志与徽号〉。更叫人不齿的是，在民国成立后十年，他依然背着潮流，只有逊帝宣统对他的〈忠贞不渝〉表示激赏，曾死后追封他为〈唐公〉（溥仪逊位后，被日本人利用为傀儡，建立伪满洲王国)。 私会党崛起争夺势力 如果说，英国人先是借助当地的华人领袖或有地位的人来控制华人社会，以为英殖民政府牟利，那么，到后来英国人则是利用私会党魁来担任甲必丹，以驾驭华人社会，监督他们和灌输大英帝国的思想。 私会党传入马来亚，也是与中国移民同一时期。根据巴素博士说：〈马来亚华人私会党，大体来说，出于天地会分脉，亦称为洪门或三合会，在中国已生存有好几个世纪，原本属于宗教或慈善自助的团体，而在满清时，具有反清复明的政治意识。 〉 三合会大约是成立于1674年，即清朝入关后约卅年。他们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帜，并发愿：〈严守秘密，歃血饮酒，结为义兄弟〉。档案显示，在槟榔屿开埠后的十三年，即1799年，私会党已在槟城公开活动，且曾鼓起暴乱。 据槟榔屿的海山会领袖刘亚昌供述，1825年，他们已备有300只小船，结集1万5000暹罗人，1000华人及8000马来人，准备在槟起事，意图推翻英国殖民政府。如果此说确有根据，那证明早期的私会党，也拥有反抗英殖民统治的政治思想，但因力量不足，有需借助暹罗人的支持。不过，有关的举事最终功败垂成。 历史资料也指出，其实华人并不真正支持暹罗入侵，有的只是为了支持吉打苏丹所展开的维护尊严和地位斗争，确保吉打安宁。吉打州，早年某些华人领袖对马来王室的效忠，几乎变成了传奇的故事。李氏兄弟（李欲修及李欲正）和甲必丹戴春桃（又名戴春华），对吉打当地社会的忠诚服务的事迹，长久遗留在当地人民的记忆中。 1821年，暹罗占据吉打，迫使大批马来人集体逃往槟城和威省。但吉打苏丹在当地人民，包括华人的合作下，致力维护社会秩序和各族人民应有的权利。直到1909年，英暹条约签署后，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及玻璃市的宗主权归英国。巴素博士发现，1825年时，马来亚有下列四个私会党组织：义兴、和成、海山及华生。 他们的初期组织结构是：海山与义兴，散布于殖民地各处，会员均服从会中领袖的命令及约束。他们称其领袖为大哥。这些私会党分作四个、八个或十二个主要干部，然后分成许多支派，每个干部及每个支派，都有一位头目管理。从唐山（中国）南来的移民，叫做〈新客〉，他们来到任何一个地方时，这些私会党便会派人邀请他们入会，假如他们拒绝的话，便会受迫害。 由此可见，早期的华人结帮立会，在表面和名义上是讲求兄弟义气，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但实际上却是领袖在培植势力，以向英殖民政府争取更大的利益。在政治方面，他们没有浓厚的倾向，虽然标榜反清复明，但在利益争夺底下，私会党已沦为争夺地盘的组织了。 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没办法控制他们，以致巴素博士形容私会党组织是〈政府中的政府〉，俨然是马新华人的〈地下统治者〉。莱佛士的私人秘书文西阿都拉在其自传中，有描述私会党强制华人入党的情形，迫使他们就范，否则受到毒打，甚至被杀害。 以当时的情形看来，南来的华人一无所有，他们别无选择，只有被迫参加这些私会党。根据史载，私会党后来竟分成两大派系，一为义兴，一为海山。这两大派系吸纳不同省籍的人士，且以拉律（即今太平）的暴乱为最严重的冲突实例。 私会党制造暴乱 霹雳的暴动也称拉律暴动。拉律以产锡闻名，起初归海山党人开采，首领是郑景贵，地盘是在吉利包矿区（即今太平监狱地）。另外，在太平甘文丁，则归义兴党人所发掘，首领为苏亚昌。两党为利而争，兼之籍贯互异，义兴属粤之四邑，即广东帮；海山属闽南五县，即福建帮。 另一说法，义兴以广府人为主，海山以客籍人为主。首次暴动发生于1862年，继之1872及1874年再发生第二及第三次暴动。私会党鼓起暴动之前，已断续在各地发生暴乱，如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以至砂劳越，例如新加坡1851年的大暴乱，起因于私会党不满一些华人改奉天主教，结果造成500人丧生。槟城于1867年也发生在三合（义兴）与督公（大伯公）之间的殴斗，竟展开十日大械斗，使全市陷于瘫痪。 然而最为重要者是拉律的第三次暴动，终于启开英殖民政府干涉联邦内陆的序幕。着名的邦咯条约就是于1874年签署的，英国的参政司制度于是逐一推进马来半岛内陆。私会党的政治意识是随着首领而发展的，他们曾反对英国的施政，也抗拒任何对他们利益的约束，更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国。 但是狡黠的英国统治者，在这方面是随机应变的。当无法镇压时，便采取拢络手段，例如义兴党和白旗会（WHITE FLAG，由马来人及印度人组成）的领袖陈亚炎被委为甲必丹，而海山党三合会首领郑景贵，也同样出任甲必丹。他们之间既是敌对，但在拉律事件后，也有合作的地方，在霹州议会上为华人利益据理力争。 甲必丹亚贵（郑景贵）和陈亚炎，身为华人社会的代表人物，自从出任甲必丹之后，都肯把大众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二位旧敌表现出一种令人仰慕的特性。自从两党纠纷媾和之后，他们反而变成亲密朋友。据知，陈亚炎后来成为郑亚贵第四子的契爷，这个孩子就是有名的郑大平。 尽管私会党存在着违反法律乃至不良的记录，到了1877年被政府控制其活动，但私会党并不因此而绝迹。在19世纪下半叶，仍然在政治潮流的冲击下，表现其不定动向。不过，在华人社会的公开影响之下，私会党已经渐渐式微，由合法的华团组织取代了。综而观之，私会党当时的政治潮流不是倾向西方的，因此他们与英国的合作除了保护既存的权利外，领袖更想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一般而言，他们继承了旧中国的传统和宗教。譬如槟城海珠屿的大伯公张理，即被认为是最早来槟的华人，因此拜神成为华人思想的重要部份，封建的意识十分浓厚，同时也由于华社自成一体，对于街道的命名也与英文的意思截然不同。 接受感召效忠清廷 由此可以想像，他们是在英国的殖民地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社会。不过，他们已缺乏反清复明的政治意识，现实主义已经取代他们对于理想的追求。尤有进者，加上赌博与抽鸦片大行其道，华人的思想即被麻木，而对政治显然不热忱，除非是关系到切身的利益，才起而反抗。利益的冲突和争夺，及对工人的剥削已使私会党变质，而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成为一种绊脚石。 不过，这些私会党也不完全对政治没有意识，尤其是担任首领的，或多或少存有对中国的关心。郑景贵是其中一个例子，他在发迹后，偶尔返回家乡，捐输救济中国水灾及战争救济金。他是在李鸿章提督指挥下的法越战争时期捐献的（清廷支持越南，以阻止法国威胁中国安全）。满清政府为酬答他的捐献，特封赐予二品官衔头。这又显示早期的华人领袖，有部份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清廷的。 1877年，英政府任命白麒麟（WALTER ALEXANDER PICKERiNG）为华民护卫司，是为英人直接干预华人事务之开始。华民护卫司亦为社团注册官。 1882年危险社团法令生效后，宣布海山公司为非法组织。1889年社团法令通过，1890年，海峡殖民地政府援引新的社团法令，封闭所有华人私会党组织，并将一部份私会党徒驱逐出境，所有的社团必须重新登记才能公开活动。 同时，就在英国设立华民护卫司的同一年（1877年，即光绪3年），清廷也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首任领事为胡亚基。1890年，清廷接着在槟城设领事馆，首任领事为张弼士（张振勋）。领事馆的设立意味看清廷认定当地的华人是它的子民，因此有受保护的必要，而在这方面与英国的华民护卫司制度起了冲突。 因为英国认为，住在马来亚的华人必须接受英人的统治，无其他势力可以在殖民地施行治外法权。英国坚持不让清廷对华人产生政治影响，只是允许通商的连系，以致两者关系不能协调，且演变成一种政治对抗。但是，鉴于华人的倾向，清廷在唤起华人对中国的关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中一个实例，是一位新加坡富商陈金钟独捐4000元，给清廷作为救济饥荒基金。 很显然的，清廷最后对英国人妥协，只委当地人出任总领事，而不是由清廷遣派，这进一步激发马来亚当地华人对清廷的效忠。虽然是住在英国统治的地方。这种通过领事馆的活动，使清廷占了优势，尤其是在政治意识的灌输，尽管当地的华人服膺于英国的法律。从华文教育和华文报业的发展，即可见诸一斑。 在当时清廷的政治思潮影响下，华人对文化和教育乃告热心起来，虽然于1729年，清代雍正年间，槟城设有一所五福书院及1888年（光绪十四年戊子）又设一间南华义学，但属于私塾性质，学校规模尚未形成。 第一间的正规华校，当推建立于1904年（光绪卅年）的槟城中华学校，接着雪州有尊孔学校，霹州有育才学校之设，此风一开，全马各地纷纷兴学办校，教育风气至为蓬勃。华文教育于是在马来亚这片土地上萌芽，并茁壮成长。从此以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火炬，再也没有熄灭过。 今晚的《追溯马来亚华人先贤奋斗史》第一回，就说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谢谢大家的支持，晚安。 by：Mask Man